俄国为何无法走向文明：无契约精神与私产概念，仅有扩张思维
理查德·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中给出了极其精彩的观点：“俄罗斯总能证明新的征服对于保护旧的土地是必要的。”其逻辑是“只有主宰世界，这个国家才能说是得到了彻底的保护，不再需要惧怕外部威胁”。与此同时，“‘国家使命’的崇高口号背后隐藏着最世俗的现实：掠夺他人的财富来满足俄罗斯自身对土地的贪婪，并在此过程中稳定君主制在国内的地位。”这种观点完全可以跨越俄罗斯历史的主线，很好地解释了其扩张主义的起源。俄罗斯的扩张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比如经济模式、土地所有制、人文传统等，其中土地因素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派普斯写道：“几乎整个19世纪，俄罗斯农民使用的基本农具都是一种被称为‘索哈’的早期犁。它的优点是只需要很小的重力，速度比普通犁快十倍。俄罗斯的主要农作物是黑麦，选择黑麦是因为它的适应能力强。对贫瘠土壤有良好的耐受性和适应性。它也是产量最低的谷类作物。从16世纪到19世纪，俄罗斯农民普遍采用三种农业制度。这种耕作方式需要1/3的土地休耕，恢复肥力。”这样的农业系统确实不经济。英国早在中世纪末期就放弃了它，但在俄罗斯，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甚至不想改变它。这是因为在俄罗斯，“所有人民的智慧都致力于以最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最好地利用土地。每个俄罗斯人都试图将自己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们认为，除了放弃别无选择”有了土地，最好成为商人、工匠或放债人；乡村商人希望成为贵族；贵族希望进入城市或在政府机构担任官职。”也就是说，在俄国的历史上，农业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土地无法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仅仅用来维持基本生计而已。俄罗斯的扩张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土地并不等于生产力。到了17世纪中叶，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沙皇的财产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莫斯科持续了150年，平均每年获得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600年，莫斯科公国的面积等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总和。17世纪上半叶被征服的西伯利亚面积是欧洲的两倍。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已经是人烟稀少了。俄罗斯大部分领土被原始森林覆盖，其中很大一部分完全是沙漠。正如书中所说：“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莫斯科的贫困和流动性有限。”作为世界上最北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北部土壤贫瘠，农作物歉收屡见不鲜，耕作时间很短，只有西欧的一半。俄罗斯农民虽然能维持生计，但无法获得大量盈余，因此他们更愿意开发新土地。这是历史上俄罗斯强势扩张的内在原因之一。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也与土地问题有关。派普斯在书中分析了12世纪至16世纪俄罗斯封建制度与西方封建制度的根本区别。西方封建制度实行政治分权。国王和封臣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土地所有权是有条件的。然而，从莫斯科公国到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特别是没有私有制的概念，大公和后来的沙皇拥有一切，这导致俄罗斯在价值观上始终没有走向真正的文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最初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但它仍然没有逃脱专制道路。尽管他曾经支持媒体的发展，宣扬启蒙运动的思想，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开始压制言论和思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俄罗斯早期在制度层面的许多问题都与扩张主义思维有关。例如，存在腐败问题。扩张是当务之急，军费开支必须保证。这导致行政机构缺乏资金。沙皇俄国政府几个世纪以来都不给公务员发工资，并允许他们利用权力养活自己。这绝对是公然怂恿腐败，彻底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官员腐败程度高，自然导致老百姓缺乏发展机会。个体农业和私营经济不可能大规模发展，更不可能像西欧那样形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正如书中所说：“一方面呼吁俄罗斯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又拒绝让他们免受强大国家的任何法律或政治保护，这显然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年龄段的俄罗斯人都有一个共识：在俄罗斯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与政府合作。这就导致了富裕阶层没有正确的政治态度，更不可能推动社会变革。即使有弗拉基米尔·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俄罗斯工业革命也只不过是西方技术和奴隶制的结合，而“所有公共机构和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否具有政治意义，都被委托给了工业革命”。在国家的指导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安全机构的指导下。一切都受到监管，一切都政治化。”所以，派普斯又给出了一个贯穿俄国历史的结论：“俄罗斯统治者拒绝自愿出让给其臣民一丁点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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